南下之路 道阻且长

发布时间：2011-12-12 11:01:10

　　说起山东省东平县，许多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但如果听者是老同志，肯定会联想到一个词――南下干部。

　　1949年2月，根据上级组织安排，东平县组成了南下工作总队第七中队。该队的73名成员冒着纷飞战火，历时三个月，千里辗转来到刚刚获得解放的淳安县，接管了全部县务。这些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有的病倒在淳安土地上，有的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有的为淳安奉献了整整半辈子，为地方的重建和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期百姓叙事的主人公，正是这批干部中的一分子。他的名字叫张中亭。

战斗在北方

　　张中亭出生于1926年9月，老家在山东省东平县彭集镇后庭村（现后亭村）。山东人生性悍勇，张中亭的家乡距离《水浒传》中的“梁山”非常近。

　　“我们村子在以前可是一个大村。大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村就有1万多人，在南方是很难想象的。村子分15个保，每个保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行政村大小。我家共有兄弟7个，我是老大。”张中亭说，当时村里识字的人并不多，他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

　　张中亭的祖辈在村子里虽然是客家姓，但是却很重视教育。小时候，张中亭就在私塾里念书，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到稍微长大一些，就读《论语》、《孟子》，但是这两本书只读了一半就被打断了，因为日本兵来了。

　　“为了躲开日本鬼子的扫荡，他们每次来我们就逃难，几个月就要折腾一次。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村子周边就有八路军开始活动了。最先来的是八路军的115师东进支队宣传队。他们来到村里后，就在墙壁上写各种标语。比如‘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救中国’之类。” 张中亭说。

　　等到稍微长大，因为识字的缘故，张中亭成为了村里的文书。这个时候，时局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八路军115师和几个兄弟部队来到东平县，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当地百姓都称其为“动委会”。

　　1944年冬天，动委会决定派人去县四区学习，学习的地方叫“三套”。“三套”地处大山区，里面有三个村，分别是上套、中套、下套。其中，党训班在上套，学员都是地下共产党员，该班主要是培养党内干部。政训班在中套，培养的对象是入党后备干部，主要为党提供新鲜血液。武训班在下套，培养的对象是军事作战人员。张中亭是村里文书，就进了中套的政训班学习。

　　“我本来1944年就能入党了，最终被鬼子搅乱了。”张中亭说，由于“三套”的培训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终于有人向外面传出了消息。很多人说，不得了啊，“三套”里面八路军的学校很大，专门培养抗战分子！汉奸听到消息后，就去报告了日本鬼子。

　　很快，日本鬼子派出了一个200多人的战斗部队，对“三套”进行扫荡。日本鬼子进村的时候，张中亭和其他同志正在吃早饭。“我们正捧着碗在吃小米饭，附近突然响起了剧烈枪声，许多学员没有战斗经验，惊得双手一抖，碗都摔在了地上。八路军的首长马上就下令下套村的武训班进行抵抗，掩护其他两个班的人撤离。”

　　经过日本鬼子一闹，张中亭推迟到了1946年才入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东平县政治工作室干事郑毓汉。后者也是南下干部之一，曾担任中共淳安县委宣传部长。

　　从武训班结业后，张中亭加入了地方武工队。1946年到了山东七区工作。1947年12月参加第二批整党学习。1948年5月，学习结束后，调到了支援前线指挥部，担任东平县支前指挥部出纳。

　　“那个时候正是淮海战役前夕，我们的工作是提供后勤保障。淮海战役从11月初正式开始，打了65天，东平县出给养粮草150万斤、民夫5000人、常备民夫1500人、担架300副，发动全县妇女磨面碾米，做军鞋，昼夜不停。”张中亭说，在这期间，他还遇到了一件记忆深刻的事。

　　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发行了自己的通用钱币，叫北海票。所谓北海票，就是北海银行印的钱。当时国民党印的钱叫金圆券，也就是说从那时候起，解放区统一换用自己的钱，开始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这时张中亭接到命令，去王瓜店领取北海新币。

　　“北海币不是按照面额点数，而是点包论斤。东平县一共分到了5包钱。每包钱重30斤，一共就是150斤。这是一笔大钱。”领了命令后，张中亭骑着自行车，从北海银行领取了这些钱。在回来路上，骑了15里，车轮胎爆胎了。“我一个人在荒山野岭用工具补上了轮胎，骑了10里，轮胎又破了。”张中亭急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他走过一段路，来到了附近的屯头村，找到了村长。为什么不找村党支部书记呢？很简单，当时共产党纪律严格，党员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就连自己的妻子、父母也不能说。所以张中亭并不知道该村的书记是谁。

　　幸好，村长是个可靠人。他安排了民兵整夜看守这批钱，让张中亭在村里休息了一夜。张中亭全身都是汗，又困又乏，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张中亭发现村里的民兵还在一丝不苟站岗，心中非常感激。告别了这批善良的人们，他继续向东平县进发，一鼓作气将150斤的北海票运到了本县的金库。

　　有了北海票之后，筹备各种物资就更加方便了。可就在张中亭最忙碌的时候，他接到了南下的命令。

　　“一个通信班战士找到了我，他告诉我，组织上安排我立即南下。我说手头还在准备大军作战的粮草呢！对方说，这些组织会派人接手的，要求我当天就要做好准备，连夜要出发，天亮就要赶到县城集合。”

　　“我出发前也没啥好准备，就想和母亲打个招呼。回到家里，和母亲说了南下的事，不料她听了后‘哇’地一声哭了。母亲哽咽着说：‘我已经晓得你参加共产党了……你南下后，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这五块大洋，放身上。’母亲边哭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往我怀里塞。我眼圈顿时红了。我说行军路上不用花钱。母亲打断我的话说：‘万一长江过不去，你有急用，这些钱就可以派上用场。’我只好含泪接过，走出家门的一霎间，狠心别过头，心中五味俱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张中亭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慈母的泪花，就这样永远印在了张中亭的心里。

千里辗转南下

　　回到县城后，张中亭参加了东平县的南下干部会。当时东平县的南下干部被编成了第七中队，共有73人。而附近肥城县的干部被编成了第六中队。

　　出发前，山东省七专区张跃南专员在欢送会上说起了面临的新形势。“他说解放形势发展之快让人难以预料，为了接管南方一批即将解放的县市，组织上将安排山东的干部南下开展接管工作。而且毛主席也发出指示，干部南下准备工作，不要做得太充分，不要太完备，先走了再说。”张中亭回忆说，这次欢送会的时间是1949年2月22日。这一天，在东平书院还拍了一张“东平县政府机关欢迎南下干部摄影留念”的照片，张中亭至今保存。

　　2月23日，张中亭和其他同志步行来到了泰安地区北部的一个小火车站，乘坐运煤炭的火车往南。上了火车后，天空忽然下起了毛毛细雨，整个车厢都笼罩在了迷蒙的烟雨中，既看不清前方的路，也看不清火车到底驶向何地。大家在雨中相互依偎，感受着渐渐浓郁的乡愁，最终沉沉睡去。

　　“一夜之后，我们在藤县车站下车。被雨淋湿的棉衣，已经吹得半干了。我们在那里住了5天，然后继续乘火车前进至临城。这是南下期间，唯一没有步行的一段路程。”张中亭说。

　　在临城，第七中队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接受了长途行军教育和行军知识介绍，重点是入城守则，组织上还对南下的干部进行了思想教育，要求大家转变游击作风，适应战略新形势。

　　1949年3月5日，根据指挥部统一安排，张中亭所在的第七中队上交了棉鞋、棉大衣，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军装，带着插满了枝条的伪装帽，开始轻装向南方行军。

　　“我们沿着古代运河南下，每天行军四十里左右。由于很多地方刚刚解放，存在零星敌人，加上一路要防止敌人飞机轰炸，所以走得非常谨慎。”张中亭介绍，他们的行军路线是先到淮阴，再到淮安，然后到洪泽湖，辗转到宝应，之后到高邮，再到扬州。一路行军虽然很疲惫，但是因为解放军的大小捷报不断，大家精神都很好。特别是到了江南之后，作为北方人更是对许多事物充满了新奇。

　　4月23日，张中亭他们终于来到了长江附近。“长江快到了！从前面部队传来了消息，我们都精神一振，加速前进。到了长江边上，大家觉得视野一下子变宽了，苍茫的长江上，停放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只，场面异常壮观。”张中亭说，大家很快上了船。进了船舱，带队同志宣布了命令，一旦有敌机来轰炸，不能说话，船上有两挺高射机枪，专门对付空中的敌机，别担心敌人飞机接近。

　　张中亭说：“我和七中队班长高笑山（后来担任淳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坐在窗口处，看到了很多稀奇的事。比如沿岸有许多野生的江猪在江水中翻上翻下，跟着船走。另外，我还开玩笑说，小时候常看白蛇娘子水漫金山的戏剧，现在金山寺就在对岸，过了长江后如有时间，就去看一看。”

　　可是过了长江，我们却得到命令，要求马上吃饭，饭后立即行军。当时军令如山，我们都只有执行的份，只知道这是上海地下党传来的情报，说敌机将来轰炸。

　　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摸黑前进，走进了一片水洼地带。我们走啊走，走了整整一夜，天色渐亮时，大家都吃不消了。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村庄，大家就决定休息一下。我们直属班找到了一个废弃小院，我们正想躺下睡，不知哪里冲出了一群猪，用手电筒一照，它们冲我们咕咕直叫。虽然地上猪粪、鸡粪很多，但是我们也顾不得了，躺下就睡着了。

　　睡醒之后，我们找到当地村民一问，才知道我们整整一夜时间仅走了20里路。怎么会这样？我们吃惊之余才发现，队伍里的向导不见了。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这个向导是个特务，晚上一直故意带着我们绕圈。

　　过了长江之后，一路行军，我们看到了很多国民党部队士兵丢弃的装备。有卧车，有军用卡车，也有其他装备。这些车辆有的四轮朝天，有的完好无损。兵败如山倒，这是国民党部队当时的真实写照。

　　“经过一番跋涉，我们来到了苏州太湖。这个时候，带队的决定找一条船来，大家乘船沿江南下。可惜船开了不到30华里，撞上了一个大桥墩，进水了。大家只好手忙脚乱地从船舱里跳出来，继续走旱路，从宜兴前往丁蜀镇。”张中亭说，宜兴是有名的“陶瓷之都”，但是他们行军经过时，在当地没有发现一个完整的瓷器。所有陶瓷都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

　　几天之后，第七中队的成员进入了浙江长兴县，然后来到了杭州市的拱宸桥。

　　“杭州刚刚解放，当地的景象非常冷清。我们走在街道上，商人很少，只有银元贩子到处乱窜。当时国民党的货币体系崩溃了，人民币还来不及取代金圆券。这个时候，大家都用银元，还有铜板。被人洒落的金圆券就像秋天的落叶一般随处可见。”张中亭说。

　　一个星期后，在5月17日，第七中队来到了桐庐，和坚持地方武装斗争部队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会师。休整了一会，大家翻越了乌龙山，来到了建德县城梅城镇。

　　“我们南下的目的地终于揭晓了。5月20日，我们根据大部队命令，第七中队开赴淳安，接管当地县务。而肥城县组建的第六中队，负责接管遂安县。”张中亭说，7天之后，也就是5月27日，第七中队抵达了终点站――淳城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淳安县委员会和淳安县人民政府。

　　回想起这段曲折的南下历程，张中亭写了一首诗：路一程，水一程，千里行军足未停。镇江喜相迎。日匆行，夜匆行，杭州五月接命令。西进去梅城。

初抵淳安灭悍匪

　　抵达淳安，不是南下的结束，而是南下工作的真正开始。

　　第七中队到达淳安后，当天就传达中共浙江省委文件，宣布中共淳安县委成立，县军管会随即撤销。次日，淳安县建立港口、茶园、桥西、城区、威坪等五个区中共区委和县人民政府区公所。张中亭根据县委安排来到了港口区工作。

　　“港口是淳安县重镇之一，民风淳朴、商业发达，是新安江沿岸货物集散地，有‘金港口’之称。当时的区委书记是程建伦，区长是马存龄，我是区委委员、粮库主任，石荣锡是农会主任，王广茂、李平田是区委委员。不久之后。原金萧支队的吴整、邵云也来报到了。不过邵云在七月份叛逃参加了土匪。”说起当时港口区面临的严峻形势，86岁的张中亭一脸严肃。

　　淳安刚解放，土匪非常猖狂。8月初，根据县委要求，所有区中队武装力量并入县大队，防止敌人里应外合。8月下旬，12军某团奉命调离淳安，由25军73师的一个团来接防，准备清剿土匪。就在这换防间隙，威坪区土匪头子徐震东打着“青年救国团浙皖边区游击纵队”旗号，联合港口区土匪头子汪维新等人，对港口区委、区公所发动了攻击。

　　“港口受攻击是9月2日（农历七月初十）。徐震东他们的计划是，在前一天乘着黑夜赶到港口，包围了区政府。第二天拂晓展开攻击，活捉所有区里的南下干部，同时对港口镇的商店进行洗劫。”张中亭说。

　　在土匪们看来，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因为根据先期侦查，他们发现区政府的武装力量很薄弱，没有机关枪。可是，这一切却因前一天张中亭接到的一个电话而改变了。

　　“土匪突袭前一天，县政府的秘书张立刚给区委打电话，电话是我接的，说解放军37军在淳安留下了5挺机枪，每个区可以分到一挺，要求次日吃了早饭就去取。我把情况向区委书记汇报，大家很高兴，老曹同志尤其激动。老曹是原37军的机枪手，当过班长。他等不及了，当天吃了晚饭，就去县城把机枪扛了回来。扛回来的时候，正好是晚上8点。”

　　“回来后，老曹连夜点上了煤油灯开始擦枪，然后约我第二天一起去试机，说为了不浪费子弹，决定用来打鱼，港口新安江中的鱼儿特别肥呢。走出了老曹房间，我去老王房间转了转，老王是炊事员。我告诉他明天估计有鱼吃。他给我泡了一杯茶，然后说这江水泡茶不好喝，煮鱼也不行，打算明日去港口小学附近的一个井里挑几担好水来。”张中亭说。

　　谁能料到，土匪攻打港口的故事就因这些细节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刚亮，老王去挑水了。在距离井80米处，被土匪发现了。土匪以为区政府发现了他们，采取了主动进攻。放哨的土匪一激动，就开了枪。听到枪声后，老王把水桶一丢，飞一样往回跑。

　　“当时我和区长马存龄他们住在周王庙。听到枪声后，大家都一骨碌起床，纷纷检查身上的枪支。这时老王也回来向大家汇报了情况。根据区长指示，我马上打电话给县里，刚说了句‘港口被土匪包围了’，电话就被土匪切断了。大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先不开机枪，观察一下再说。”张中亭回忆说。

　　攻打港口的土匪有两三百人左右，他们从三个方向包围了港口镇。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人开枪，只留出了西面不见动静。土匪也讲兵法，这“围师必缺”做法说明他们已经布置好陷阱。西面过去是苍峰村，只有一条路，而且直通到县城和新安江。如果走这条路，很可能半路遇袭，也只有跳江的份了。

　　“我们分析，区委委员王广茂去妥桥乡没有回来，李平田同志得了疟疾，已经三天没有下床吃饭了，石荣锡同志有气喘病在身。而且一旦突围，港口的商店就要遭殃了。所以我们决定坚守。我把头探出窗口，迎来了一梭子弹，打在头顶的墙壁上。老曹一把拉回了我。”张中亭说，老曹是老战士，战斗经验丰富，在这次战斗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看到西面的敌人已经越来越接近。老曹端起了机枪，朝着西面打了一梭子弹。那里马上响起了土匪的叫骂声，他们一边狼狈逃跑一边骂道：‘他妈的！昨天到底是谁负责侦查的？！不是说区政府没有重火力吗？怎么忽然有了机枪呢？’我们听了暗暗庆幸，幸亏昨晚老曹就把机枪扛了回来。老曹分不同方向还击，让对方分不清我们到底有几挺机枪。土匪自觉情报工作大大失误，也不敢豁然强攻。”张中亭说。

　　10分钟后，土匪烧着了区政府在杨家桥头的临时仓库，烧毁了准备运往上海的3万8千斤粮食。看到烟火，大家都很担心。

　　“到了中午，我们估计敌人要不发起新攻势，要不打算拖到夜晚。正在分析中，门口有敲门声，一问是镇上的一个积极分子前来报告。他说：‘大部队来支援我们了！’大家听了顿时惊喜交加。”张中亭说。

　　这支部队来得正是时候。他们是安徽省12军的一个连，主要负责运军粮到上海。经过港口东门2公里路的时候，听到港口方向有枪声，于是连长马上命令所有战士跑步前进，过来看一看。这支部队来了后，不但用枪还击，而且抬出了迫击炮，对这股土匪开了两炮。土匪们顿时傻了眼。

　　在这群乌合之众中，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有炮！逃啊！这些土匪就一哄而散，狼狈逃窜了。

　　港口保卫战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

　　不久后解放军25军73师剿匪部队进驻淳安县，开展剿匪工作，采取了夜晚查村庄、堵路口等方式，县内土匪就往富文清平源方向逃窜，土匪头子徐震东最后被击毙。港口区的土匪头子汪维新被捕之后，县人民法院于1949年10月在妥桥乡召开公审大会被处决。

　　到10月底，淳安境内土匪武装被清剿瓦解。对远道而来的南下干部和全县人民来说，淳安的天空已乌云散尽，最艰难的时候就此度过。淳安的发展，正等待他们大显身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扩大会议，简称九月会议。会议提出，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此会议要求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力争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

   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紧迫任务， 会议还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的干部。10月28日， 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 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认为，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其中华东局分配1.5 万人。随后华东局将任务分配给山东由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政权。此次抽调与以往抽调南下干部不同之处在于：一开始就是成建制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 然后整套抽调南下。

   中共山东鲁中南区第七地委所属东平肥城县委按照上级指示，在1948年秋即为干部南下支援新区做好政治思想动员、组织培训工作。是把具有定文化知识水平的青年和乡村中的土改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开展学习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再安排到区乡结合实际工作进行锻炼、培养。二是根据使用情况，大批提拔干部，按两套班子超员配备县、区两级干部，做好南下支援的组织准备。

    从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国民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国民党军队防线被迫从长江以北撤至长江以南，全中国的解放胜利在望。

    随着全国解放的迅速到来，1949年2月1日，中共鲁中南区委发出《关于执行华东局准备一万五千名干部外调任务的指示》，指示要求第七地委抽调一套地委、六套县委四十二套区委的南下干部。指示下达后，各县立即进行动员，广大干部积极响应，踊跃报名。经过自愿报名，县委决定，地委批准，共选调地级机关59 人，县级机关138人，区级机关252人，战士、勤杂人员230人，计679人。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省蚌埠成立中共浙江省准（筹）备委员会，谭震林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从老解放区山东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浙江，接管新解放区。

   下旬，山东鲁中南区第七地委组建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支队第七大队（以下简称第七大队），其中肥城县南下人员编为第六中队，胡国栋（原肥城县委副书记）任指导员，吴笑山（中南地委公安局长）任中队长，共10人，其中干部67人，勤杂人员34人。东平县南下人员编为第七中队。第七中队下属八个班（全县7区各组1个班， 县直属单位组建1个班），共有73人，其中干部61人，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共12人。指导员为张铎（原任东平县县长），中队长刘永芳（原任东平四区区委书记）。2月22日，东平县委举行了个简短的欢送会，张铎代表全体南下人员讲了话，会后，在东平书院还拍了张 “东平县政府欢送南下干部摄影留念”的照片。当天，第七中队告别家乡和亲人，步行到达专署所在地肥城南面的大丰村，与全地区各县南下中队会合。与此同时，肥城县委在城南刘家庄召开欢送会， 县委书记张瑞周和南下干部代表分别讲了话。2月23日，第七专署专员张耀南向全体南下人员讲话， 传达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他说，毛泽东主席曾问过谭震林同志，南下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并且说，准备工作不要做得太完善，太充分，要先走了再说。张耀南强调，遵照毛主席“先走了再说” 的指示，今天紧急集合准备南下。会上，第七大队政委崔健大队长李荣村与全体南下干部见面并讲话，要求大家在行军途中服从命令严守纪律。

   第七大队从泰安北面界首火车站坐上列拉煤的火车，沿津浦铁路南下到达临（薛）城，在临城集训个多月。主要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以及党中央于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鲁中南军区司令傅秋涛介绍了解放和接管徐州的经验。刘瑞龙介绍了江南的风俗民清和到新区应注意的问题。在学习的具体内容上， 要求大家从现在起，认识到工作重心已经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 每个南下干部都要改变过去的游击作风。在城市工作中，要依靠工人阶级，不能糊涂地认为要依靠贫民群众，更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在政策方面，必须执行《人城守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规定的政策。强调要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不得到商店、教堂、工厂、住宿；保护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切公益事业； 暂时不打乱国民党地方组织对于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区乡镇保甲人员，责成他们各安职守，负责保护机关资财档案等，不得乘机破坏偷盗；农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暂时维护现状然后有步骤有准备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要求每个南下干部对这些规定要一一牢记，务必做到。

    4月初，七大队奉命出发。考虑到新解放区时不可能流通人民币，还发给每人一块银元。随后，按上级指示“轻装”前进，丢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急行军赶上部队。当晚从徐州乘火车向东沿陇海铁路到新安镇下车，从此便开始了长途跋涉的千里行军。队伍沿古运河南下，每天要走七、八十华里。经宿迁、泗阳、淮阴、淮安、宝应、高邮等地到达扬州。千里徒步行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很好的锻炼。长途行军使得队员们两腿僵直，脚底磨起血泡但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叫苦。到宿营地的第件事就是洗脚穿泡（用针把血泡穿破涂上红药水），有的女同志累得饭也不想吃，倒头就睡。特别是有的同志对南方的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加上雨水多气候潮湿，不少同志生了病。尽管如此， 家仍然斗志昂扬，情绪饱满。行军时互相照顾，彼此鼓励；休息时，有的讲故事有的拉二胡，有的唱京戏，一片欢笑声。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于4月23 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随军南下的工作第七大队于4月22日下午冒着敌机的轰炸从扬州出发，傍晚到达长江北岸。只见苍茫的大江上， 停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只，场面异常壮观。队伍上船后，带队干部宣布命令：一旦有敌机来轰炸，不要惊慌，不要说话，船上有两挺高射机枪，专门对付空中敌机，不用担心敌人飞机。船到江心，大家都很兴奋。有的说，小时候常看白蛇娘子水漫金山的戏剧，现在金山寺就在对岸，过了长江后如有时间，就去看看。渡船很快抵达对岸镇江。为防敌机轰炸和蒋军散兵游勇的袭击，上级命令不准停留，不准走大路，继续向南挺进。在向导的带领下，队伍摸黑前进。是夜大雨，天色阴暗，走在水田的田埂上，不时有人跌到田里去，弄得满身是泥，只好前后拉着衣服，慢慢向前。走了一夜，天亮住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里，经询问，离开镇江还不足20华里。大家在吃惊之余，才发现向导不见了。原来这个向导是个特务，晚上一直故意带着队伍绕圈子。队伍继续前进，到了苏州太湖，带队干部决定乘船沿江南下，可惜船开了不到30华里，撞上了一个大桥墩，进水了。大家只好弃船上岸，仍然徒步前行。

    5月3日杭州市解放。此时，南下第七大队已从宜兴到浙江湖州，并经长兴向杭州进发。5月5日，南下总队到达杭州，住在拱哀桥附近。10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盛大的会师大会，隆重庆祝南下大军与坚持浙东、浙西游击区战争和杭州地下斗争的同志们胜利会合。谭震林到会讲话，要求来自各方面的干部紧密团结为圆满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而斗争。省委决定南下总队第七大队负责接管浙西的建德、桐庐、分水、寿昌、淳安、遂安①等县，建立中共浙江第四地委。5月17日，第七大队在桐庐县与蒋明达等人领导的金肖支队会师， 次日，与金肖支队一起翻越桐建交界的乌龙山到达梅城，随即宣布成立浙江第四地委专署（10月改称建德地委专署），由第七大队政委崔健任书记，大队长李荣村任专员。在梅城，分配各中队接管建德专区所属各县。其中，由东平县干部组成的第七中队负责接管淳安县，由肥城县干部组成的第六中队负责接管遂安县。原第七中队中队长刘永芳留在专署任公安处长，另调梁玉如接替刘永芳职务。

    南下第七中队部分先行人员于5月25日乘车到达淳安县城。5月27日，全体人员到达。随即宣布建立中共淳安县委和淳安县政府。县委成员为：书记张铎，副书记梁玉如，委员崔杰民、郑毓汉、田耕杜美印。县委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和干部学校。县政府成员为：县长梁玉如，副县长高笑山。政府工作机构设秘书室、公安局、民政科、财政科、税务局、建设科、邮政局、电信局、文教科、粮食科。全县设五个区，分别任命了区分委书记和区长：城区分委书记张瑞华，区长郭少鲁；茶园区分委书记牛峻山，副区长郭东森； 桥西区分委书记玄绪杰，区长张秀文；威坪区分委书记朱彦三；副区长高玉书；港口区分委书记程建伦，区长马存岭。县、区两级党委和政府组成人员绝大多数为南下干部。

    由肥城县组建的南下第六中队于5月29日到达遂安县城--狮城。随即传达浙江省委文件宣布中共遂安县委遂安县人民政府成立。县委由5人组成：胡国栋任书记，孙子甫、阎子伦吴笑山于云田任委员。县委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和干部学校。同时发布遂民字第1号公告吴笑山为县长。县政府机构设秘书室、公安局、民政科、财政科粮食局、税务局建设科教育科邮政局电信局。县委、县政府及其主要科室的领导均由南下干部担任。

     淳、遂两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建立后，立即部署“全面接管” 和贯彻执行省委提出的“六大任务”。淳安县的接管工作在第四专署专员李荣村的指导下进行。县委在5月25 日晚听取县军管会主任陈宗普的介绍后，讨论了接管原则、方法步骤。28日，以南下干部为主并以县政府的名义组成秘书民政、财政、教育、武装、公安、银行税务等8个小组，分别对原国民党政权的36个部门单位进行接管。遂安县政权系统的接管工作于30日开始接管过程与淳安县大体相同。

    为了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建立新秩序，两县公安局首先接管了原警察局，进驻警察局办公楼，接收了武器弹药和档案材料。同时还接管了国民党县党部民社党、青年党、青年励志社、青年促进会等社团组织，配合有关单位接管了原自卫总队、防空监视哨等部门。遵照省委有关指示， 两县在接管经济卫生、教育金融等系统时，严格执行了“原封不动， 全盘接受”的政策。

    两县在完成接管工作后，随即着手废除旧的保甲制度，逐步建立区乡、村各级人民政权和群众组织。在区政府成立后，淳安全县设立了31个乡政府，遂安全县设立了20 个乡政府，并任命了乡长。1949年6月，两县先后建立了县农民协会，随后乡、村农民协会也纷纷成立。到年底淳安县有414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34704人。遂安县建有274个村农民协会和乡农民协会，并于10月5日召开了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农村各项工作都归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协会成为各级党委的得力助手和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与此同时，民兵、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两县还举办了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培养和训练当地干部，结业后直接分配到各区、乡工作，成为南下干部的得力助手，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正当两县人民政权建立，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之际，国民党残余势力沉渣泛起，组织匪帮，为害社会和人民。8月巧日，土匪徐建中部袭击淳安县桥西区政府，新建区队中的少数队员叛变投敌，杀害了南下干部桥西区区委委员兼桥西乡乡长侯延芝。区长张秀文（南下干部）率区机关人员奋力抵抗，随后撤至附近的进贤乡。次日，在县大队武装增援下重返桥西乡。8月23日，徐震东率土匪600余人围攻威坪区政府，杀害区队战士和区干部共4人。区委书记朱彦三（南下干部）、区长张达（原皖浙支队淳西武工队队长）带领区干部英勇抵抗。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只好突围上山。解放军驻皖某部押运粮食从屯溪乘船而下，闻讯后，主动出击，击溃土匪，解了威坪之围。25日，徐震东部再次袭击威坪镇，并在新安江上抢劫过往商船。浙江省军区金华分区接到淳安县委报告后，火速派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的一个连队由钱登贵连长率领星夜赶往威坪。26日拂晓，兵分三路向土匪发起进攻，战斗仅几十分钟，就打得土匪四处逃窜。9月2日，顽匪徐震东又率300人袭击港口区政府。驻守区委的南下干部及当地干部10余人在书记程建伦、区长马存岭的带领下，立即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富有战斗经验的老曹端起昨日刚从县城领回的机枪，猛射一阵，土匪被镇住了，但仍然不肯后退。通往县城的电话已被切断，情形危急。恰在此时，解放军第十二军驻安徽的一个连押运粮食到新安江下游，路过港口听到枪声，赶来支援。解放军向土匪开了两炮，土匪才狼狈逃窜。遂安土匪余顶龙部60 余人，分别偷袭第一、二 、三区政府及29 个村庄，杀害干部群众17人，抢走粮食1万余斤，步枪9支及第三区的全部档案等等。为此剿匪反霸成了当时两县极为严重和紧迫的任务。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淳遂两县成立了清剿匪特指挥部，贯彻“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 动群众自卫” 三结合的剿匪方针。8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奉命进驻淳遂两县剿匪。9月10日，在遂安县委的领导和组织下，解放军及地方武装围剿汾口龙门里， 俘获匪首余顶龙，并直捣开化县马金镇匪部老巢，击毙、击伤土匪32 人，俘虏62 人，接着回师汾口舒村，又俘匪53 人，取得“一日三捷” 的战绩。19日，解放军驻厚部队在清平源潘家源村击毙了土匪头子徐震东，淳安境内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被彻底消灭。至年底， 两县剿匪斗争基本结束，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遂安县委在剿匪斗争中表现突出， 曾受到省、地委的表彰。

    在剿匪反霸的同时淳遂两县还根据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开展“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征粮支前以及稳定物价统财政管理” 等等工作，为此后两县的上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总之山东南下干部进人淳遂两县后，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执笔人徐远龙黄瑞祥）

注：

①现淳安县系由原淳安县遂安县合并而成1958年10月28日省人委下发了《关于撤悄遂安等县建制的通知》浮安遂安两县行政区域合并县名为淳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