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
1959年，他瞒着妻子，偷偷把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不满周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对他笑，他却流着泪对儿子说：“是爸爸对不起你，但这都是为了亿万婴儿的生命啊！”
这位父亲就是我国病毒学专家顾方舟，而他给儿子喂下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试剂，为了这一刻，他在实验室里挑灯夜战了数年之久。
1955年，我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小儿麻痹症疫情，这种病毒可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播，6岁以上的儿童最易感染，一旦感染，轻则发热、头痛、乏力，重则可导致永久性瘫痪，甚至死亡。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特效药，从国外进口的疫苗价格昂贵，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起，很快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全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
当时的人们都生活在强烈的恐惧中，孩子们不能外出嬉戏，家长们也不敢放心上班，大家都害怕这突如其来的瘟疫，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惶恐，各大医院的病床爆满，医疗系统几近崩溃。
此时，顾方舟正从苏联归来，他目睹国家遭此劫难，作为一名充满爱国热情的青年科学家，毅然决定带领团队，研制救命疫苗。
为此，他们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工作日夜，进行反复试验，白天为动物接种不同版本的疫苗，观察反应;夜晚聚在一起研究数据，修改方案。
团队成员大多已为人父母，能深刻理解疫情对家庭的伤害，这个共同信念鼓舞着他们不懈努力，坚持不懈。历经数年探索，1959年，第一支小儿麻痹症疫苗终于研制成功，全团队欣喜若狂。
研制成功后的疫苗必须经过人体试验，才能确定是否安全，但让一个健康的孩子冒险接种新疫苗，是极其残忍的事情，为此，团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顾方舟郑重地表示，由他的儿子来试验疫苗，当时他的儿子才1岁，还不懂事，作为父亲，顾方舟内心是万分矛盾和痛苦的，他整夜难以入睡，反复权衡再三，终于还是以所有孩子的健康为重，做出了牺牲自己孩子的艰难决定。
那天夜里，顾方舟小心翼翼地将熟睡的儿子叫醒，让他吞下了疫苗，儿子并不知情，天真地笑着，搂住父亲的脖子，顾方舟泪水夺眶而出，心如刀割，这时，他的妻子也看到了这一幕，她并没有责怪丈夫，而是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表示理解和支持。
作为母亲，她也曾痛苦地反对丈夫的决定，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她理解丈夫的无奈与苦衷。这已经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孩子考量，而是关系到所有孩子的生命健康，她不忍心让千万家庭继续在病魔中苦苦挣扎，最终大爱战胜了家国情怀，她红着眼圈点了点头，成全了丈夫的决定。
注射疫苗后的一个星期，是顾方舟最艰难的日子，他时刻关注儿子的情况，生怕出现任何异常。儿子的一举一动，他都仔细记录在案，检查有无反应出现。
团队成员也焦急等待着，共同经历这终极考验，这七天里，大家都悬着一颗心，望眼欲穿地盼望好结果。
终于，在七天后，儿子仍然安好如初，疫苗获得通过，顾方舟如释重负，高兴地抱起儿子转圈，成功在望!
验证疫苗安全有效后，研究团队将其改进为糖丸剂型，这种糖丸疫苗方便儿童食用，很快在全国推广，小儿麻痹症得到有效控制，千万儿童免受病魔侵害。
人们见到自己的孩子吃下糖丸后平安无事，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原本绝望的家长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如今，吃过顾方舟研制糖丸的那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表达着对这位“糖丸爷爷”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2019年，顾方舟去世，终年92岁。他用毕生精力，交出了一份无私的答卷。
顾方舟用自己的孩子，践行了“舍小家，成大家”的大爱精神。他的一粒糖丸，救活了千万儿童的生命，感谢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医学工作者，他的奉献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
在弥留之际，顾方舟留下了自己的遗言:“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小事，为孩子们研制了一粒糖丸，这已经很知足了。”
看着如今健康快乐成长的孩子们，顾方舟心满意足。他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守护了无数个家庭。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顾方舟课题的一生，就是这样有始有终，圆满完成。
时代在变，生活在进步，但顾方舟大爱无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当国家或集体需要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为他人的福祉奉献一份力量。
面对困难时，我们要保持乐观信心，团结协作，共克难关，每个微小的贡献，都会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这才是顾方舟精神的真谛。
今天，在这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更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用心感受他人的痛苦，用爱浇灌每一颗心灵，用行动守护这个大家庭，感谢有你们，这个世界才更加温暖美好。
（| 拿儿子试验、消灭中国的小儿麻痹 顾方舟是民族英雄）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位病毒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但更多人愿意称他为“糖丸爷爷”，因为他用一粒粒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成长。
疫病暴发之际，他与死神争分夺秒
时针拨回到1955年。
当时一种“怪病”在江苏南通暴发：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为儿童，并有466人死亡。这种病症是隐性传染，起初症状与感冒无异，一旦暴发，可能一夜之间，孩子的腿脚手臂无法动弹。炎症如果发作在延脑，孩子更可能有生命危险。
这种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病毒随后迅速蔓延到青岛、上海、济宁、南宁等地。由于生病的对象主要是7岁以下的孩子，一旦得病就无法治愈。一时间全国多地暴发疫情，引起社会恐慌。
据顾方舟夫人李以莞回忆，疾病暴发之初，有家长背着孩子跑来找顾方舟，希望他给孩子治病。顾方舟却只能说自己没有办法，治不了，谁也治不了……
这件事一直影响着顾方舟。我国当时每年有一两千万新生儿，他知道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的未来。
当时，国际上存在“死”“活”疫苗两种技术路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说，当时的情况下，考虑个人的得失，选择死疫苗最稳妥，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死疫苗是比较成熟的路线，但要打三针，每针几十块钱，过一段时间还要补打第四针。要让中国新生儿都能安全注射疫苗，还需要培养专业的队伍，以当时的国力并非易事。而活疫苗的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因为刚刚发明，药效如何、不良反应有多大，都是未知之数。
深思熟虑后，顾方舟认定，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一支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随后成立，由顾方舟担任组长。
顾方舟深知，世界上的科学技术，说到底还得自力更生。为了进行自主疫苗研制，顾方舟团队在昆明建立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一群人扎根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昆明西山，与死神争分夺秒。
面对未知风险，他用自己的孩子试药
就这样，一个护佑中国千万儿童生命健康的疫苗实验室从昆明远郊的山洞起家了。
顾方舟自己带人挖洞、建房，实验所用的房屋、实验室拔地而起，一条山间小路通往消灭脊髓灰质炎的梦想彼岸。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在动物试验通过后，进入了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
疫苗三期试验的第一期需要在少数人身上检验效果，这就意味着受试者要面临未知的风险。
顾方舟和同事们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先试用疫苗的决定。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吉凶未卜的一周过去后，他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但这一结果并未让他放松——成人大多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谁又愿意把孩子给顾方舟做试验？
顾方舟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给刚满月的儿子喂下了疫苗！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疫苗安全性存在问题，儿子面临的可能是致残的巨大风险。“我不让我的孩子喝，让人家的孩子喝，没有这个道理。”李以莞得知儿子服用了疫苗后，顾方舟这样对妻子说。
实验室一些研究人员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这次试验。经历了漫长而煎熬的一个月，孩子们生命体征正常，这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一生只为一件事，他成为孩子们口中的“糖丸爷爷”
1960年底，首批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开来。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逐渐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意识到疫苗的储藏条件对疫苗在许多地区的覆盖来说难度不小，同时服用也是个问题。
经过反复探索实验，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糖丸疫苗诞生了：把疫苗做成糖丸，首先解决了孩子们不喜欢吃的问题。同时，糖丸剂型比液体的保存期更长，保存的难题也迎刃而解，糖丸疫苗随后逐渐走到了祖国的每个角落。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未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从无疫苗可用到消灭脊髓灰质炎，顾方舟一路艰辛跋涉。
当人们对他说，他护佑了数千万中国儿童的未来时，顾方舟并没有感到高兴。“如果我早一点研究出疫苗，就能治好更多人，还有许多孩子我没有救回来。”在一次采访时，面对镜头的顾方舟一度哽咽。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他走后，人们试图在儿时记忆里搜索脊灰糖丸的味道，纷纷留言“谢谢您，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丸”“可能是小时候最甜的回忆”……
有人说，顾方舟是比院士还“院士”的科学家，而他却谦逊地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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